于细微中留下城市的味道

　　据说喜新厌旧的心理似乎是人类的天性。在五光十色的现代物质生活中久了，厌倦情绪也随之而来，人们开始试图逃离城市，或向往未知的虚幻世界，或去自然山水或者古老小镇里寻找过去的痕迹。这样一种矛盾心理，说到底，无非仍是一个永远困扰人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命题。
　　如今，这种迷惘在日益趋同的城市中显得愈发地明显了，而且与另外一个城市在发展中的困惑不谋而合：如何与众不同？
　　仅就这个问题来说，西方人认识得比我们早，到欧洲去，总是很羡慕人家怎么就可以对过往的历史遗迹保存得这么好，有那么多那么好的博物馆。其实，我们的明天何尝不是这个样子？国内的许多城市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高楼大厦当然还在建，当地的特色也都在极力维持与营造。不过，我以为，一个城市的特色，固然是应该有几处显眼的标志性建筑，但真正与其他地方区分开来的，反倒可能更多地存在于一些民间的细微之处，信不信由你。
　　被俗称为广州古玩玉器街的华林玉器街和源胜工艺街大概就属于这样的地方。虽然从外观上说，包括在里面的几条街道，并没有太多历史的遗迹可寻，源胜陶瓷玉石工艺街的形成甚至只有十几年的时间，然而，正是这些并没有刻意保持过去的热闹街道，不着痕迹地留下了城市发展进程的印记。
　　在广州，与华林玉器街和源胜工艺街类似的行业街道并不少，各地的商人游客纷至沓来，人声鼎沸，商机无限，正是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广州作为岭南的千年商业中心，从来不缺乏的就是人气。
　　围绕着华林寺，一两百年前就已经有了成规模的玉器市场。为什么在佛门圣地的周围会有玉器的交易，大概只能算是个偶然吧。事实上，这里曾经存在的热闹，不仅仅只有玉器，还有酸枝家具等行业，只不过如今只有玉器一行枝繁叶茂而已。外在的风貌已经物是人非，但始终能坚持在一个地方，可见这里的确有种无形的吸引力，也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意思在里面。相比起来，时间只能算是短暂的源胜街，如今也是越来越有人气，越来越有名气，成行成市，大行其道，以后的传统，是否也有可能由此而形成呢？
　　玉器及各种民间工艺品，是在一个相对繁荣富庶的社会中形成的，很难想像，在一个民不聊生、兵荒马乱、食不果腹的年代里，人们会有心情去买这些纯属“无用”的东西。华林街的玉器暂且不说，源胜街工艺品这些年来的兴旺发展之势，正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个脱胎于原来的清平市场的行业街，刚开始规模小、人数少，却在市场的调节下逐步壮大，影响力遍及海内外，可以说，这条街道也见证了广州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华林玉器街与源胜工艺街，要买到自己的心水，也讲求一个“淘”字，要经常去。正是在这来来去去里、反反复复中，一种市井的味道便不知不觉地产生了，一个城市的特色也就在不经意间体现出来。

　　寻找之旅

　　两个市场，两种风情
　　把古玩与玉器相提并论，大概因为二者在人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相仿，都是作为娱乐生活的玩赏之物。或许也是这个原因吧，在广州西关，专门经营各种古玩、民间工艺品与玉器的街道毗邻而居。对于游客来说，这是个很好的选择，不必东奔西走，就能买到心水之物。对于我亦然，采访既是工作，又能通过四处走访长些见识，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源胜街：终日人气蒸腾
　　由欧初先生题写的“源胜街陶瓷玉石工艺街”的牌坊已然不见，所以可以从多个小巷路口进入这条著名的工艺街。当然，标牌在文昌北路还有一个，但相比起康王路的入口来，要冷清一点。多个路口的进入，仿佛一个象征：曾经规模不算大的工艺街（民间俗称古玩街），如今云集八方客，终日人声鼎沸，一派兴旺之象。
　　走进这条著名的行业街，两边的店铺或大或小，全部都是从事陶瓷玉石乃至各种仿古文物的店铺，毫无杂色，连广州城内最常见的士多店也难寻踪影。很纯粹的一条行业街。
　　这个岭南地区最大的陶瓷玉石工艺街颇有广州特色，楼房林立，街巷纵横。一些在此处经营时间较长的店主告诉我，工艺街以前在源胜西街，占很小的一块地方，后来人气越来越旺，逐渐扩展开来，周边的田料古道、荷溪涌边、镇南里等地方也都囊括进来。地方一大，人一多，就难免显得有点杂乱。初来乍到之人，多走两步冤枉路也是常有之事，不过，既然是逛，多走点路又算什么，想来也不会有怨言吧？
　　田料古道，这么好的一个名字，不知起于何年何月。文字的后面定有些历史的典故在。不过，如你所知，经过这么多年的沧桑，现在的风貌与从前肯定全然不同了，知晓历史的人也所剩无几。如果真是对这里的工艺品感兴趣，如果不对现在街道的风貌有过分苛求，大概不会有太大失望的。
　　到源胜街来，自然会被这里的经营品种搞得眼花缭乱：陶瓷、仿古工艺品、玉器、铜器、文房四宝以及民俗用品，应有尽有，真真是让人大开眼界。由于名声很大，很多国内外的游客到广州来，自己便会打听着直奔这里，所以，在这里听见各地方言、英语或日语等腔调是毫不奇怪的事。
　　到了下午四点，源胜街内又会平添几分人气，大大小小的地摊吸引了许多追求物美价廉的游客与消费者。一位从广西来的档主告诉我，每天下午的四点到六点，地摊就会出现在市场里，基本以玉器为主，其他小的工艺品也不少见。当然，这些地摊是得到了管理部门的许可与有效管理的，不同于通常理解的“走鬼”。

　　华林街：纯色爱玉之心
　　华林玉器街与源胜街一脉相承，紧密相连。如果把品种繁多的源胜街比作多情种子，那么华林街就是一个单纯少女，除了玉器之外，别无他爱。而如果是外地人，又未听说过华林玉器街的大名，只是偶然地从繁华的上下九穿过一段十来米破旧的小巷进入华林玉器街，可能会有豁然开朗、别有洞天之感。
　　荔湾区编志办主任胡文中告诉记者，算起来玉器街的历史可能有一二百年了，只不过规模没有现在的大。现在的华林玉器街严格算起来，是包括西来正街、华林新街、华林寺前街、茂林直街、新胜街等内街的玉器市场。据《广州市志》记载，清光绪年间，新胜街、长胜街和西来初地一带已有“玉器墟”，到抗战前达到顶峰，此后热闹程度大不如前，到“文革”期间更是被取缔，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在原地恢复玉器街市，之后再度步入阳光大道，如今已是广州的十大专业市场之一。
　　街道两旁的民居底层，全部都被用作开设玉器商行，翡红、翠绿、紫黄、白灰、黛青等琳琅满目的玉器，不眼花都不行。在华林寺前一段约五百米的街道上，密密麻麻挤满的全是只做玉器生意的档口，密集程度让我大吃一惊。想想这里早在晚清一代，就是南中国玉器的集散地，如今仍然还保留着这一份血脉，且愈发地兴旺，可见实在是方聚宝之地。
　　在华林玉器街，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大概要反过来理解。据说这里聚集着的大小商店和摊档达到上千家，因为多，价钱自然要比其他地方便宜；又因为种类丰富，做工也不错，云集了各地的玉器商人，在海内外都有相当影响力，每年到此处交易或观光的海内外客商和旅游者超过百万人。
　　在华林玉器街的中心地带，有一座“华林玉器大楼”（即华林珠宝玉器商场），这个玉器街最大的室内市场改变的不仅仅是经商环境，似乎还能给前来买玉的人一种心理上的保证。毕竟，作为玉这种平常人难以凭眼力来判断质量的东西，对商家的良心有所期待，是再正常不过的心理了。
　　说起来，除了地理上保留了传统之外，从事玉器买卖的人许多也都是在沿袭过去。我听说有一些档主世代经营玉器，而一位中年妇女与我闲聊时，不经意间就放松了戒备心，说她曾经就是广州玉器厂的工人，单位效益不好，便投身商海做玉器生意。

　　人物访谈

　　“古痴”邹永生：中国民俗为什么要去外国看？！
　　在广州的源胜陶瓷玉石工艺街，邹永生的“赏瓷楼”别具特色，鸟语花香，叶绿花红，分明一副农家院落的味道，再进到里面，全都是一些各式各样的旧式民间用物，从里到外，哪里像一家店铺？
　　这个有“古痴”之称的中年男子，在广州的收藏界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不仅是西关著名的收藏家，且又是古玩玉器街上的最早商户之一。记者与他品茗聊天，说东道西，与光顾的客户接腔搭话，转眼就是一下午的光景。和他这样性格开朗的收藏家在一起，说实话，我常常忘了采访的任务，而是忍不住要听他讲他那些“宝贝”器物后的故事。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在这条路上经营的？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邹永生：源胜街的古玩玉器市场是从原来的清平市场搬过来的。在这条街上，我算是比较早的，当时没有几家，整条街也就只有大概５０米左右，当时叫做中英街，而且店铺规模都很小，可能只有两三平方米。后来规模大了，现在究竟具体有多家我都不清楚了。
　　记者：我看到一些资料说，华林街和源胜街在清朝末年就有古玩玉器的市场了，算起来有一二百年的历史，是这样的吗？
　　邹永生：以前的情况我还真是不太清楚，不过，这一带以前应该是有很多玉器加工行存在的，盖房子的时候经常能从地下挖出一些玉的碎料来。
　　记者：我在你这里看了许多民俗用品，也听你讲了那么多东西，真是受益匪浅。这些知识你都是从哪里得来的？当初选择这一行也主要是出于兴趣吗？
　　邹永生：说到兴趣当然是有的，我还在做知青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兴趣了。尤其我后来遇到几个好老师，他们水平都相当高，在全国来说也是属于一流的。还有这些年来通过自己看一些书，再经常接触到具体的实物，也就逐渐学到了不少东西。
　　记者：你的“赏瓷楼”装饰得非常有个性，一点都不像个店铺。
　　邹永生：做这一行没有个性是不行的。外地游客到这条街上来，都很喜欢在我的门口照相。还有一位曾经跟我谈，说每个月给我三千块钱，只要每天在门口喝喝茶，哈哈，坐在那里喝茶怎么可能还要钱呢？随便坐就是了。我的目的，就是让人在这里可以看到原来的样子。
　　记者：所以你才会搜集那么多的民俗用品吗？
　　邹永生：这里其实不多，我在家里搞了一个民俗风情馆，欧初先生还给我题了两个字——“古痴”。我跟你说，光以前的蚊帐钩我就搜集了几百个，完全可以出一本书了。
　　做民俗用品收藏有好多年了，我记得有一篇文章对我刺激很大，就是那篇《到国外去看中国民俗？》，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讽刺？中国人到底怎么回事？这些东西别人很重视，我们自己反倒不当一回事了。其实，有兴趣把这些东西买下来放在家里，客观上也就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

　　行业解密

　　袖笼交易
　　作为一个有较长历史的行业，玉器有一些自身独有的交易方式，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还经常听见一些只有内行人才能明白的“行话”，比如在开价的时候，常不明言价钱而是以手指来比划。据老一代从业者介绍，这种交易方式其实源自于从前的“袖笼交易”。
　　在清朝乾隆年间，长寿寺前的福星街逐渐形成了一个玉器墟。在众多摊贩中，有一家“耀记”玉器店的店主叫黄亚耀，生意普通。他的母亲心灵手巧，有一天她对儿子说：“玉器墟靠近长寿寺，每天有那么多人来拜佛，你为什么不制些佛珠去卖呢？”黄亚耀于是去买些硬木头回家，让母亲制成白豆般大的佛珠，头尾嵌上两粒玉，共一百零八粒。拿到市场上销售，立即受到善男信女们的欢迎。
　　长寿寺和尚见到他的佛珠，也赞不绝口，于是与黄亚耀商量，定制一百串，送给添香油的施主。双方在交易时，因为和尚袍阔大，衫袖又长，取钱时两只手仍然在袖内探取，同行见到，以为和尚与耀记是在衫袖笼中做交易，日久传开，玉器墟认为此法可取。因为玉器是不好定价的商品，价钱高低，只看对方是否中意，在衫袖笼中讨价还价，你知我知，旁人无法知道，最为妥善。从此习惯成自然，买卖玉器经常在衫袖笼用手指代数字，双方摸手了解，达成交易，至今仍有许多人用此法。

　　行业组织

　　六大堂口
　　在明、清两代，广州水陆交通日益发达，商业活动频繁，玉石雕刻业也逐渐繁荣。清初废除“匠籍”管理制度后，广东各地能工巧匠集中到广州经营，民间玉器生产经营蓬勃发展，并于清代道光年间（１８２１—１８５１年）成立了行会组织，制定了严格的行规和学师制度，规定凡玉器工人都要加入行会，才允许从事玉器制作。负责行会业务的人称为值理，由行业人员推举有声望的长者担任，每两年选举一次。
　　行会内按生产业务不同，分别成立六个堂口：成章堂，主管制作花件和光身碎件；镇宝堂，以制作玉镯为主，亦制作其他光身产品；诚福堂，以制玉镯圈为主；崇礼堂，专开大料；裕兴堂，主管玉器墟及玉器摊档的摆卖；昆裕堂，专门经营玉石原料。前四个堂口均带徒传艺，成章堂学艺四年，其余的学艺三年，满师后方可入行工作，并可父传子一人。
　　１９２９—１９３６年是广州玉器行业鼎盛时期。当时广州的社会相对比较安定，经济比较发达，人们对金玉装饰的需求在逐步增加。而此时，缅甸的翡翠玉源源不绝进口到广州来，为玉雕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使玉雕业得以迅速发展，最盛时从业人员过万，主要集中在大新路、文德路、长寿路、文昌路、带河路一带。

　　行业讲古

　　“三万三”传奇
　　在老一辈从事玉器行业的人当中，很多都知道“三万三”的故事。
　　清朝嘉庆年间，玉器墟横街的长庆街里有间“信诚玉器石庄”，因为年景不好，生意清淡，只得关门歇业，庄内玉石已一块无存，只留一块被视为无用的大石头，多年来一直放在小便处做垫脚石。
　　有一天，庄主李德祥在家闲坐无聊，他的孙子在家里玩耍，尿急小便，回来就对爷爷说：“那里还有一块玉石，为什么不卖掉呢？”李德祥说没多大用不值钱，孙子说：“说不定能卖呢。”李德祥有点信了，认为童子口不可不信，于是取铁锤向石头边敲了几下，没想到用力过猛，敲出一大块，原来内含翡翠，竟是一块宝石。
　　第二天，他约了几个好友行家来看，大家都认定是块宝物，鼓励他复业，于是，他把玉石切开，车成各种首饰，其中有一对玉镯，价值连城，浸在瓷器碗水内，在日光下全碗碧绿，宝光夺目，人称“透水绿”。后来有个富商出重金购买献给两广总督，再进贡给皇后。
　　这一块“垫脚石”救活了信诚玉器石庄，卖出各款玉器，共得白银三万三千两，所以，这块玉做成的首饰被称为“三万三”。至今，凡是质地翠绿而有宝光的玉器还被称为是“三万三”玉制成的。

　　人文景观

　　千古名刹华林寺
　　在人头涌动的华林前街，一大半是前来挑选玉器的顾客，还有一大半，是为着这里的一座古寺——华林寺而来。从时间上来看，显然是先有华林寺在前，后才有华林街的形成与得名。
　　华林寺位于玉器街中心地带的华林前街３１号。相传在１４００多年前，南北朝时期的萧梁大通年间，达摩祖师漂洋过海东渡中国，在当时珠江岸边（现下九路西来正街）登陆。为了纪念达摩祖师“一苇渡江”，现在这一带被称为“西来初地”。
　　明朝崇祯年间，福建彰州的宗符禅师在遍游大江南北后，来到广州主持西来庵。清朝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年），宗符禅师募集款项扩建修葺西庵，改名华林寺。华林寺在明清最盛时，寺庙范围一度达到３万多平方米，不过，世易时移，如今的华林寺只有５０００多平方米。但一直没有被时间所改变的，是这里的香火，每逢初一十五，前来朝拜观光的人络绎不绝。
　　作为广州五大名刹之一的华林寺，传说中有释迦牟尼２２粒舍利子，寺内至今仍存有一座七层高的汉白玉石塔，其造型精致，巧夺天工，在广州寺庙中是独一无二的。１９９５年，广州市政府重修了华林寺内广东省唯一的古罗汉堂，其结构独特复杂，采用四个大井采光，内部陈列有５００罗汉，使得这座寺庙更是别具特色，成为岭南佛教一处重要所在。

　　广州新观察

　　内外兼治，重振粤剧
　　近日，原黄沙八和会馆那一对炸不倒、浸不烂的传奇大木门，又被重新竖立在位于恩宁路的新八和会馆的大门口，这应该可视为粤剧复兴的一个象征吧。然而，要真正让在风急浪高的历史大潮中苦苦挣扎多年的粤剧重获生机，仅向她抛几个救生圈是不够的。换言之，粤剧要实现现代化，尚需推行多层次、全方位的改革。
　　粤剧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呢？归根究底，就是遇到了生存危机，而产生危机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在外：过去，粤剧及曲艺实为岭南地区广大群众的主要娱乐方式，舍此无他，故粤剧一枝独秀，常年兴旺。但自二战以降，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各种娱乐层出不穷，选择一多，观众自然分流与减少；况兼经历长期战乱、教育制度变革、生活节奏加速等原因，青年一代的文化素质普遍下降，视阅读古文与欣赏戏曲为畏途，加上受到近现代西方思潮的冲击，将传统的、民族的文化艺术视同落伍、废旧之物，从而抱持鄙弃的态度，粤剧观众便由此而产生断层。
　　其一在内：笔者认为，粤剧发展至今，存在着剧目内容陈旧、曲牌缺少创新、演员功力不足、剧本结构散慢、表现手法单一、管理传销落后等弊端。尤其老一辈艺人日渐凋零，许多优秀的传统功架及角色行当亦随之失传。昔日粤剧有“十大行当”，后来便精简为“六柱制”，而近年更缩减至“三条柱”甚或“二柱（生、旦）擎天”，导致一些忠实老戏迷也觉得无甚可观，意兴阑珊。
　　笔者认为，粤剧若要实行有效的、彻底的改革，则必须针对造成危机的内外两大因素，来制定切实的改革措施。于内部弊端方面，一要整理、革新剧目内容。以往的传统剧目，大多宣扬忠孝节义等传统伦理道德，以及男女间的爱情离合，此类剧目过多过滥，难免令人有千篇一律、陈旧落伍之感，当然，我们并非排斥传统伦理道德，而是现代观众见多识广，品味多样，不可能长久满足于单一内容。笔者建议，有关方面是否考虑举办一个由广大市民与专家学者共同推选“十大粤剧”的活动，一方面可吸引市民共同关注粤剧改革，另一方面亦可借机抢救、挖掘及整理一批堪为经典的传统剧目；其次要大量创作新剧目，无论古今中外的人物事件均可入戏，而新剧创作则应该注重新视点、新手法、新风格，尤须创作一批易于流传、脍炙人口的新曲调。二要大力培养、提高演员素质。放眼当代之中青年演员，已创出个人独特唱腔的可谓绝无仅有，粤剧艺术难免有青黄不接之虞。当然，传统行当与功架的大量消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笔者建议，是否可以参照电影的明星制度，集中力量与资源，经过有步骤的包装与宣传，打造出一批粤剧明星。三要着力改善管理、传销。可否考虑由广东粤剧院牵头，集合各地剧团共同组成一个粤剧演艺集团公司，借鉴企业集团的管理模式，实行资源共享，统一宣传，高效管理，使之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型演艺企业。
　　至于外部环境方面，则需要政府及社会来共同参与。有关粤剧历史的研究资料十分稀少，有计划的宣传活动更是欠奉。因此，即使中老年人对粤剧亦只是一知半解。笔者建议，文化部门可否考虑仿造一两艘昔日戏班专用的“红船”，泊于新改建之西濠长堤边，日间则作为粤剧展览馆，入夜则作为演出舞台，既为新秀演员提供多一个实习场地，也为市民提供多一个消遣场所，更为美丽珠江增添多一道人文风景。此外，可否考虑由有关部门出面组织，由社团企业捐资赞助，成立一个粤剧艺术推广计划，旨在资助一些有合作意愿的大中院校开办粤剧艺术课程，向学生讲授粤剧历史及戏曲欣赏常识，藉此培养粤剧未来的观众群或工作者。　　　　　　　　　□郭海强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刘炜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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